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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0——著名经济学家周德文:不要做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已被浏览2543次 更新日期:2017-01-17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创造了巨大财富,温州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到2010年底,温州人手中的资本总量大约有7500亿元人民币。


2009年,温州市的GDP总量约为252734亿元。也就是说,2010年温州人手中的钱相当于一年前温州市GDP的3倍。


温州人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他们似乎从生下来就喜欢冒险和投资,加上资本逐利而流的本性,温州人手中的这几千亿财富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的脚步,中国几乎所有热点投资项目的背后,都有温州人的身影。


2001年,温州人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进入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大城市购房。这一年温州人在房地产市场上投入了2000亿元。仅在上海、北京两地就投入1000多亿元。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民间资本流向山西,收购了山西省60%的煤矿。


同样是2002年,全国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温州30亿民间资本进入新疆收购棉花;2006年商品期货牛市,温州许多民间资本投向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进入西部收购油井……


不仅是国内的投资项目让温州人着迷,国外的投资热点也同样吸引着温州人。


俄罗斯轻、重工业发展不协调,轻工业制品严重短缺,于是温州人就将小商品城开到了莫斯科;迪拜的国王要建世界上最高端的住宅区,于是温州人的炒房团就杀到了阿联酋;战后的伊拉克物资匮乏,石油换来的美元花不出去,于是温州人就将中餐馆开到了巴格达……


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活跃投资,被人们冠以一个“炒”字来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等。而温州人也因为这个“炒”字而给人们留下了“扰乱经济”的印象。


温州人所到之处,必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地人总会将温州人视作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头号大敌。美国纽约、新西兰的有些地区甚至发布法令,禁止温州人(中国人)购买当地房地产。


温州民间资本盲目的流动、投资行为,在实现了资本快速增值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由于中东政策的波动,近年来,温州民间资本在迪拜损失10多亿元;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温州投资山西煤矿的500亿元损失近半;俄罗斯灰色清关,造成了温州商人70亿元的损失……


从2008年开始不断遭受重创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如困兽一般疯狂地寻找新的投资对象。在国际经济一片萧条、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温州人觉得实业投资的前景愈加渺茫。于是,越来越多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寻求投资金融,直接用钱生钱。


早在2005年上半年,由浙江泰力实业有限公司牵头,包括中瑞集团在内的几家温州企业就试图申请成立一家名为“建华银行”的民资银行,但民资进军金融业的这次尝试,由于政策限制而最终折戟沉沙。李中:《现在的典当行做的都是哪些买卖》,《温州晚报》,2010年6月5日,第2版。


金融正途的失败让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金融业的灰色地带,私人借贷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急于求成的“投资者”开始进入高利贷行业。


相比2011年的高利贷,温州地区早期的高利贷还处于比较理性的阶段。从一两分利开始,大部分针对实体经济的放贷范围,这些至少让温州的高利贷还是以一种“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面目出现。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动辄五六分利的高息,开始让温州的高利贷行为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变成了“疯狂的人民币”。伴随着越来越离谱的利息,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温州的高利贷债主们就体会到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感受。


最初的高利贷市场上,钱是贷给需要钱的企业主的,那时的市场是强劲增长的,商品是供不应求的,高利贷是不会有人还不上的。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靠着高利贷发财的时候,这种曾经看上去很美的民间融资形式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美了。


看着同乡们放贷赚了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钱放贷。高利贷的市场利息也由一两分变成了八九分。疯狂的高利贷如同庞氏骗局的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引发了一场金融大雪崩。而那些刚刚入市的人,作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成了资本灾难下的亡灵。


无论是在俄罗斯灰色清关还是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中受损的温州民间资本,都不过是没有伤筋动骨的资本缩水,而这次高利贷危机带来的伤害却是真真切切的切肤之痛。


一夜之间失踪的50个企业的大老板们,突然消失的银行职员,变得节衣缩食的公务员,不敢开口借钱的小企业主,众多因借贷放贷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家庭……损失已经不仅仅只是钱了。


资本天然具有盲目性,如果人不能驾驭这种盲目性,而是由着这些资本乱来,最后倒霉的一定是自己。


也许有人将温州民资的这次“杀鸡取卵”的投机行为看成是民间资本的“末路狂花”,不过熟知温州的人都知道:虽然温州的民间资本在近几年的投资中走得颇有一些不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间资本就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这些疯狂“炒钱”的温州资本外,还有相当多的民间资本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很多温州人这几年对投资领域的创投公司、基金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0年,仅进入创投领域的温州资本就达到了1500亿元,这些投资涉及了300家创投机构。


除了创投,温州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投入也达到了1000亿元的规模,而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也接近1000亿元。


也就是说,35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本——将近温州民间资本总量的一半——进入了金融和创投领域。与此同时,聪明的温州人在实业一片萧条的背景下,依然找到了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石化、IT、生物工程、新能源都成为温州人的投资首选。


不过,半数温州资本找到出路显然是不够的,剩下的一半资本很难依靠温州民间资本自身解决。政府的力量对于驾驭温州民间资本这头规模高达7500亿元的“巨兽”的必要性同样不可忽视。


出台制度化、规范化的民间资本管理办法;引导民间资本沿着制度化的政策路径与资金需求方实现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民间资本运作的法律法规;强化对民间资本管理的手段与措施,遏制民间资本的盲目运作;在法律层面上对民间资本的法律主体地位予以确认……温州人和他们的资本都期待着政府的力量。


民间资本希望得到政府的“招安”。富起来的温州人希望有人能够引导他们把钱投到阳光地带;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写出一本适于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公布明晰的民间资本准入标准和准入时限;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放宽民间资本股权比例限制;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适度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重点行业项目建设……


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区域;允许民间资本参股贷款公司;鼓励在外的民资回乡投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环保产业;打开民间资本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和资源性项目的大门;铁路、地铁、桥梁、高速公路、石油、水利、风景区……凡是这些需要钱而又能赚钱的领域,民间资本都希望能够进入。


温州人敢打敢拼、不怕失败,一旦失败,他们同样可以快速地从失败中站起来,带着从失败中吸取的经验重新前进。


2011年最后的两个月里,迷失了方向的温州资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归属。他们开始从煤矿撤退杀入新能源领域;他们开始从楼市撤退进入创投领域;他们开始从高利贷中抽身,重新投身实业。


温州人没有办法控制国家政策,或许也没有办法开拓新的投资领域,但是作为资本的持有人,他们至少可以选择不贸然进入那些灰色的地带,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人。而聪明的温州人,一定不会让人们失望,一定不会让我这个爱着温州的人失望。温州和它的财富,一定会再次成为国民营经济领域那颗王冠上最亮的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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