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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正道资讯】2018-09-28—《杭商》人物【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德文:从温州走向世界
已被浏览6238次 更新日期:2018-09-28 13: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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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邹芸

尽管一句温州话都不会说,但周德文依然被认为是最“懂”温州的人,几乎没有之一。


自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温州,他的人生便与这座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城市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三十几年的深入研究,让他常常被冠以“温州师爷”、“温州代言人”、“温州老娘舅”等等“雅号”,其名声之大,乃至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现任总理李克强在考察调研温州时,都点名要他参与座谈或调研,温家宝总理还称赞他为“最接地气的经济学家”、“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他的“接地气”,不仅仅源于他与他所深入研究的温州民营企业一样都来自于“草根”,更在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浸润在民营经济的“第一线”,以最为近距离的姿态,观察着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举一动,无论乱云飞渡,抑或气象万千。


有人说,看懂周德文便能看懂温州,看懂温州就能看懂中国。事实上,以服务民营企业为己任的他,似乎已经成为了一把钥匙,解锁着温州模式的种种密码,也试图解开中国民营企业、甚至世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重重困局。

瓯江畔来了个外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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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德文对温州的了解远超过对任何一座城市,但他与温州的缘分却得来全是偶然。


周德文的家乡在距温州市两百多公里的衢州江山,虽同处浙江南部,但一西一东、一海一陆的格局让衢州与温州这两座城市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的故乡江山市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是浙江省的西南部门户和钱塘江源头之一,也是浙江省传统的农业大县之一,素有“中国猕猴桃之乡”、“中国白鹅之乡”、“中国白菇之乡”、“中国蜜蜂之乡”等美称。传统农耕文明的深厚积淀让这里的人崇尚秩序与礼仪,注重对于天时地利的顺应。而温州则全然不同,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向来都以双重性闻名于世——一方面,他们或许是全中国最能吃苦、最有勇气、最为精明的人;另一方面,他们的投机心理、对规则的漠视也常常为人诟病。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在衢州文化背景里成长起来的周德文大学毕业初到温州之时,遇到了诸多的不理解与不适应。


那是1983年。那时的温州,还远不是如今的样貌。仅仅一年之前,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里程碑式烙印的“八大王”事件轰动了全国,温州也因此一下子跃入了不少关心经济的人的视野。人们突然发现这座曾经默默无闻、隅据东海的小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生长出了一片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离离野草”。究竟该如何对待这些“野草”?面对这个关系到如何为民间自发的经济行为及组织定性的问题,社会上几派各执己见的声音“争”得不可开交。


百家争鸣,往往最能迸发思想的火花。


虽然那时候的温州只有望江路一条像样的马路,虽然初来乍到的周德文既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也不习惯当地的种种生活习俗,甚至还因为水土不服而身体不适,但他却感到莫名地兴奋。那是一种生逢其时的兴奋。站在瓯江之畔,学经济出身的他敏感地觉察到,他所生活的这座城市,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城市相比,有些不一样,仿佛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里更浓一些,浓得让人有些沉醉。


更让周德文觉得“赶上了”的,是他来到温州不到一年,温州大学开始筹建。作为13个最早的筹建者之一,他成为了温州大学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系最早的一批讲师。站在三尺讲台之上,他不仅尽心竭力地教书育人,也教学相长地夯实了自身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年轻而理想丰盈的他,对研究温州经济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热情。“那时候,我组织了一批青年企业家和学者,成立了一个青年经济研究会(后改为温州青年经济与管理协会)。这个研究会里当时都是些同龄人,都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民营企业这个新生事物,大家都是既好奇又兴奋。所以,他们一到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自发并且自费地走街串巷地去企业、去乡村做田野调查。”周德文回忆道,“那时候,温州看起来还是很贫穷落后的,大街小巷里有许多清末民初的建筑,两层木质结构的小楼,城区里六七层的楼在当时看起来简直就是摩天大厦一般。”


穿行在这些古旧的小楼之间,周德文看到不少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这些小作坊便是后来“温州模式”最初的雏形。这四个字虽然不是周德文提出来的,但关于这种模式的许多基础性研究工作都是他与当时同在研究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完成的。


这些基础性的研究为社会各界探究“温州模式”提供了最生动最基础的材料及切入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三次前来温州,在费先生所撰写的三篇关于“温州模式”的经典论述《小商品大市场》《筑码头闯天下》《家底实创业新》中,都有着周德文及研究会的研究“素材和贡献”。一位南方周末的记者在前来采访“温州模式”之后也喟叹道:“研究‘温州模式’,周德文是绕不过的一个采访对象。”


而随着这种走街串巷式的田野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系统,周德文感觉到似乎有着一股新的力量在召唤着他,让他迫切地想从观察者、研究者,转变为全然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实践者。1993年,在席卷全国的“下海热”中,已经在温州大学从事了近十多年教学研究工作的周德文也顺势辞职了。


辞职后,周德文与他的高龄学生:当时的温州电器大王:郑元忠一起创办了庄吉集团的前身温州威丽斯服装有限公司,并出任了首任董事、总经理,也是公司最原始的五个股东之一。随后,他又在浙江巨龙集团做了几年的职业经理人。在这两家集团近十年的从业经历,让周德文深入温州民营企业的内部去感受中小企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积累了企业管理的一手经验教训,这一切都让他对温州、对民营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爱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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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历经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终于迎来了重抖擞的一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这个在如今已经积累了卷帙浩繁的研究资料及论述的概念,在当时却几乎等于从零开始。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摸着石头过河。”至于摸得是什么石头,又将到达哪里,在当时看来,似乎都难以得出结论。于是,在这个“摸石头”的过程中,几种基于当地不同情形而形成的经济模式就突显了出来,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以特区经济、外贸加工为特征的“珠江模式”,以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以及以源于民间、自发经营为特征的“温州模式”。


自著名媒体人、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周瑞金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提出“温州模式”一词起,诞生在温州的民营经济就以其原始蛮力式的增长壮大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这种“温州模式”,在周德文看来,有且只有可能诞生于温州。“因为温州这个地方,‘三少一差’,先天条件比较差。” 虽然地处江浙,但自古以来,相较于杭嘉湖平原的富庶繁盛,温州便是一个可利用自然资源少的地方。而在以山地为主的温州,人均耕地在浙江最少,不到半亩。在这样缺乏天时地利的条件下,国家对温州的投入也少之又少。“从1949年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总共是2.7亿元,平均分到每一个县、每一年,那就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投入了。”而因为地处浙江东南一隅,温州的交通条件非常之差,当时没有机场、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与外界相接。“那条路当时平均每天就要出三次重大交通事故,说直白一点,就是平均每天都会有人死在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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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算先天条件如此之差,这里还是爆发出了震惊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经济活力,而身处其中的周德文更是感受深刻!


在他的眼中,所谓“温州模式”,最大的特征便是“草根性”。“那些如今赫赫有名的温州企业家,比如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郑元豹等等,都是出身于草根,并且在创业的早期野蛮生长。”而这种“草根性”,也决定了“温州模式”的命运与格局。


“野草是最有生命力的。”周德文感叹说,“温州的民营企业经过了大风大浪,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危机,从来都没有倒下过。”野心、斗志、坚韧、灵活,这些常常用以形容野生动物的形容词,在他看来无一不可用以描述温州的民营经济。


就像白居易在诗中所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温州的民营企业往往有着最顽强的品格,“就拿民间借贷来说,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枪毙了一批“会头”,但作为民营企业的‘孪生兄弟’,民间借贷还是顽强生存下来,根本扼杀不住的,与其强制扼杀,倒不如合理引导。”


而“温州模式”中,最打动周德文的则是被概括为“四千四万”的温州精神——走过千山万水, 吃尽千辛万苦, 历经千难万险, 说尽千言万语。四个“千万”,将温州人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与勇往直前刻画到了极致。“这个形象是非常正面的,那种拼搏努力、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与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他以自己的一位挚友为例介绍道,“我的这个朋友,在温州的时候过得很贫困,没有什么出路。在温州‘传帮带’的传统下,他通过亲戚去了巴西。语言不通、文化迥异,可即便如此,他竟然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与原始部落的首领结为了朋友,并因此获得了一片森林的合法开采权,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地板商。”


周德文说,自己之所以与这些温州企业家、与温州产生英雄相惜般的“化学反应”,也是因为这种精神上的契合,“尽管我外在看起来是一个性子很平和的“书生”,但我与温州人一样,都有着非常勤奋、非常敢拼的一面。”


这样的自我评价绝非虚言,如果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你会看到一个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周德文。


而在日常的各项工作之外,学者出身的他,早已著作等身,《温州样本》《解读温州商人》《走出困局》《疯狂的人民币》《融资密码》《最牛炒房客》《最牛的投资客》等等作品都已成为解码温州民营经济的路径,不少人都是通过他的介绍,更深刻地认识了温州,认识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然而,在2008年前后,却又不少质疑声在温州的周围响起。那时候,在美国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下,全球都陷入了一场杀伤力巨大的金融危机。处在高速发展期的中国,虽然不像一些欧美国家那般受到直接的影响,但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牵连。在中国民营经济中起着风向标般的作用的温州经济,逐渐显示出了出身“草根”的先天“劣根性”。有一些企业,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因为种种原因而缺乏持续的发展力。而在中国经济泡沫渐长的过程中,“赚快钱”渐渐成为了一种风尚。对“钱”格外敏感的温州人,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成为“炒”客一族的引领者。


而在当时,温州本土经济学家周德文感到危机扑面而来,为此,他向政府、社会、企业发出了预警。“其实,温州人从1979年开始就进军房地产了,但是以‘炒房’的形象示人,却是2000年左右的事。‘炒房’的确让不少温州人尝到了甜头,那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一些企业家半诉苦半玩笑地和我说,自己的太太‘炒房’,轻轻松松挣得比自己还多。”在金钱的赤裸诱惑下,“炒房”客渐渐演变无所不“炒”,“煤、棉花甚至大蒜,只要你想得出来的,几乎都有人在‘炒’。因此,投机的标签挂在温州人的身上甩不掉了。”


而在美誉度受损之外,更让周德文担心的,是企业家精神的消减,“对于民营经济而言,那种专注事业、永不言弃的企业家精神若是减弱了,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对温州民营经济深切的感情,在那段日子里,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众多场合发声呼吁,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温州模式”遇到的困局,并放弃单纯逐利,重塑企业家精神,引领温州走向新突破,新发展。


“可很多人却批评我‘唱衰’温州,这对我真是天大的误解。温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更是我热爱的家,我的心安之所,我怎么可能会希望温州不好呢?”尽管他对质疑的原因颇为不解,也心有委屈,但在公开场合,他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辩解过,“我能理解质疑者的心情,我也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认同我的观点。”


爱之深而思之远,思之远而责之切。后来,温州的经济果然如周德文所预言的一般暴露出了种种问题,甚至一度陷入困境。许多曾经的质疑声纷纷转化成为了探询,他们希望周德文能够开出一剂“良方”,药到病除,重新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发展再向前一步。

 

“活下去”、“跑起来”、“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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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张“良方”早已存在于周德文的心中。


从2008年提出要正视危机,到2009年眼看着温州乃至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大面积陷入危机甚至濒临倒闭,周德文意识到,仅仅靠自己利用个人影响力,从理论的层面为民营企业鼓与呼已经远远不够了。


到第一线去帮助企业,把自己的理论研究拿到真正的市场中去进行检验,成为了当时周德文心中最迫切的渴望。


“我一直都在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甚至因为和一些企业家私交也不错,有时候,企业家夫妻间闹了矛盾,都会打电话给我,请我从中调解。” 周德文笑言,“所以,我还被他们取了个‘温州老娘舅’的外号。”


不过,更深的原因则是对民营企业家创业守业之难的感同身受:“我自己也办过企业,当过职业经理人,我太知道做企业的酸甜苦辣,太能理解企业家的辛苦与不易。”


正因如此,周德文决意创办一家以“拯救”企业危机,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健康持续发展为宗旨的企业管理咨询集团,并将之取名为“中和正道”,希望以此为平台,真正为企业,尤其是陷入危机却仍具发展潜力的企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在中国文化中,“和”是一种普世价值观的体现。与人交往,要以和为贵;做企业,更要和气生财。因此,周德文将“和”与儒家传统观念中的中庸之道融合在一起,并佐之以“正道”为集团命名。“做企业不能走歪门邪道,想要长远发展便一定要走正道。”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家帮助企业渡过危机的管理咨询集团,我们一定要不偏不倚,与企业和谐共生。”


寄愿如斯,周德文在中和正道创立之初便明确地告诉员工,集团并不以经济利益为首要追求,而是以社会价值为奋斗目标。“人们说十年磨一剑,我差不多是四十年磨一剑。虽不敢说这把‘剑’有多厉害,但至少是有一点锋芒的。”周德文说,“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希望能够利用自己数十年积累而来的经验教训与资源,以及一整套系统性、可操作的战略模式,让一些仍然有生命力的企业重新回到市场的竞技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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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具有系统性,用于突破企业债务死局的新模式的核心是企业债务重组,通过“自救重组”债务危机化解、“整合重生”产业资源整合等手段,针对企业债务过重,专注于“救活企业”,助力中国民营企业“活下去”、“跑起来”和“飞起来”。


目前,这套应对债务危机的独特模式,已经得到了500多家企业的验证,成功引导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企业进行资产优化、降低债务杠杆、切断担保链、化解法律风险、保卫现金流、维护经营链、避免企业破产、倒闭,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债务危机,为企业健康良性发展、持续经营保驾护航。


这样的模式也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认可——2015年,中和正道被全国工商联系统授予的全国十佳企业“最具创新力”奖,并与全国各地开明的政府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点对点帮扶一个个危机企业,面对面帮扶当地产业,以“资本领航”、“科技领航”,重塑商业模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


2016年,在企业债务重组的基础上,集团提供更有实效的“产业资源整合”业务,包括主营业务托管、产业整合并购等后续支持服务,以便在前期扫除企业生存障碍的前提下,彻底解决企业重组成功后期缺乏战略发展资金、缺少科学管理运营机制、缺乏资源整合对接平台的困境。


某省一家玻璃制造有限公司便是中和正道众多整合案例中的一个典型。这家玻璃公司是该省最大的浮法玻璃制造商,已建成550吨/日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年产可达4亿元,实现了利税数千万。但在2014年,该玻璃公司因扩张过快,盲目投资,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又被银行抽贷、压贷,导致债务高居不下,最终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生死攸关之际,这家企业找到了周德文,找到了中和正道。经过中和正道项目专家组分析,这家玻璃公司仍然有着原材料充足、设备完善、技术成熟、市场占有率高等诸多竞争优势。如何搬走压死企业的债务“稻草”?中和正道的重组战略专家、资源整合专家经过多次研讨,为这家企业量身制定了一套“自救重组+整合重生”的战略体系,通过制定产业整合战略,以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整合方式,帮助玻璃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最终获得新的市场势力、市场范围与市场控制力。


 “我们不能发现企业遇到危机了,就让其走破产的道路,这对企业、对员工、对社会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如同人生病了,不能直接送到火葬场,我们总要千方百计把病人送到医院去看病治疗,把他救活。实在是癌症晚期了,那么谁也救不活,但很多不是癌症晚期,是可以救活的。中和正道就是‘企业医院’,是专门围绕企业怎么生存下去,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帮扶‘救活’危机企业,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法院也与中和正道合作,在企业破产之前搭建一个‘预破产’通道,通过中和正道模式,看看能不能把其中一些企业救活。如果救活了,对员工就业、对社会都是一个贡献!”周德文如是说。


目前中和正道已在全国多地建立了子公司、营运中心、办事处等分支机构,并与浙江、山东、福建、江苏、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市政府部门及市工商联建立了战略合作,共同拯救企业危机,成为当地政府部门指定的危机企业拯救合作权威机构。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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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从哪一年哪一月开始,周德文的时间表里突然就没有了“休假”这一栏,每天的行程安排均以小时计算。不仅如此,在他成立中和正道,忙于帮助企业走出债务危机后,便是连在家的时间,也变得少得可怜。


曾经有媒体在采访他时做过统计,发现他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出差,就连他的太太带着些许自豪、些许无奈地说,周德文并不属于她一个人,而是属于全社会。


为了日常工作中便于与人沟通,他有着三个微信号,饶是这样,三个微信号也长期处于满员的状态。“实在是没办法,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太好意思说‘拒绝’。”


这个“弱点”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成为了他性格中最大的“福报”。与人为善、古道热肠的他,因此而有着遍布天下的朋友。“我常常与人开玩笑,说自己验证过地球是圆的。因为我往西、往东都飞到过南美洲的巴西。”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副主席、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主席团主席、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终身荣誉会长……在他头衔多到写不下的名片上,“非洲酋长”的身份格外显眼。原来,因为他曾多次以“民间外交家”的姿态为中非贸易搭建友谊之桥,而被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两国加冕为荣誉酋长。但每年都要应邀带领“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团”到欧美、非洲、南美、东南亚、中东考察,帮助中国民营企业以国际视野整合资源、拓展商机!而因此,他与克林顿、安南、蒙代尔、罗杰斯等政商领袖成为“朋友”!


便是在国内,深谙“温州模式”的他也被几十家地方政府聘请为顾问,希望他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招商引资指点迷津。“因为我常年研究‘温州模式’,所以我对民营经济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同时,温州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先行者,它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问题,在当今中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为顾问,我会向地方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在发展中扬温州之长,而避温州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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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希冀在周德文的日常工作中几乎无处不在,9月初,他曾作为对话嘉宾受邀参与了在海南棋子湾开元度假酒店举行的《杭州湾会客厅第三季——民企:新时代,新作为》节目录制。在录制现场的交流中,他也多次提到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加码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应该增强危机意识,制定风险预案,通过企业债务重组把债务降到合理的范围,这样企业才能走出危机、继续发展,或者说转型升级。


“未来三到五年,会是一个痛苦的调整期。”周德文说,“大量的存量企业会倒闭,新动能的培养迫在眉睫。”而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企业不要成为调整期的“牺牲品”,他正在积极努力地筹建一个企业帮扶联盟。这个联盟将借助“政、商、学、媒”四界的力量,通过整合四界的头部资源,围绕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帮扶企业度过危机、化解风险这一主题,将更多的企业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并重获新生。


“这个世界不缺乏机遇,而是缺乏发现机遇的眼睛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危机,只有想不到的战略,请相信方法永远比问题要多;当你痛苦时,当你彷徨时,当你无能为力时,请不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妨走出去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声音,也许一个电话,一次交流,一次顿悟,你就能为困境中的企业找到一条自救重生的出路。” 这是周德文曾为深陷危机中的企业家们写下的一段话,虽然看起来有那么一点“鸡汤”,但却真的给予过不少企业家勇气与力量,让他们在危难之际想到了周德文,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因此而艰难又坚定地走出了危机。由此,周德文被中国一些著名企业,如中国500强公司:中国人民电器,排名全国第九位的投行:优势资本(财中金控)聘为高级经济顾问或首席经济学家,与企业展开全面战略合作,为企业出谋献策,为企业整合资源,拓展商机。


解企业之困,谋企业所需,数十年来,周德文的人生轨迹都紧紧围绕着企业。憨直而勤勉的付出让他收获了人生不一样的风景与成就。曾经,他为自己写下过这样的人生规划:读十年书、教十年书、办十年企业、写十年书、做十年社会公益。如今看来,这些规划都已从蓝图变为现实,而且每一项都可谓是超额完成,掷地有声。


而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国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将何去何从或许还是个未知数,但周德文的心之所向却已明确而坚定:“为企业服务,这就是我的终身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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